《西藏發(fā)展道路的歷史選擇》白皮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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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等級森嚴，踐踏人權，封建農奴制在東方的最后堡壘
1959年以前的西藏，仍然保留著封建農奴制。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·大衛(wèi)·妮爾1916－1924年間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(qū)考察。1953年，她出版了《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》，對舊西藏的農奴制有過這樣的描述：“在西藏，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，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。”“為了維系生活，農奴不得不借錢、借糧、借牲畜，支付高額利息。然而，來年的收獲永遠還不完膨脹的利息。”“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，他們只好再借，借口糧，借種子。……如此下去，年復一年，永無完結，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，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，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，就受到這些祖?zhèn)鞯膫鶆盏膲赫ィ@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，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么時候說起。”“這些可憐的人們只能永遠待在他們貧窮的土地上。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，一年更比一年窮。”
在封建農奴制下，人被劃分為等級。在舊西藏通行了數(shù)百年的《十三法典》和《十六法典》，明確將人分成三等九級，將森嚴的等級制度法律化。法典規(guī)定：“人分上中下三等，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。此上中下三等，系就其血統(tǒng)貴賤職位高低而定”，“人有等級之分，因此命價也有高低”，“上等上級人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”，“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”。
落后的封建農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，使舊西藏成為一個貧富分化極其懸殊的社會。至20世紀50年代末，占西藏人口不足5%的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幾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、牧場、森林、山川、河流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1959年民主改革前，西藏有世襲貴族197家，大貴族25家，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貴族，每家占有幾十個莊園，幾萬克土地（15克相當于1公頃）。十四世達賴家族占有27座莊園、30個牧場，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。十四世達賴本人手上有黃金16萬兩，白銀9500萬兩，珍寶玉器2萬多件，有各種綢緞、珍貴裘皮衣服1萬多件。而占西藏人口95%的農奴和奴隸，則一無所有，處境悲慘，毫無人權可言。對這些人，西藏有民諺稱：“生命雖由父母所生，身體卻為官家占有。縱有生命和身體，卻沒有做主的權利。”
——封閉落后，遠離現(xiàn)代文明，絕非想象中的“香格里拉”
20世紀30年代，英國作家詹姆斯·希爾頓在《消失的地平線》一書中，描繪了夢幻般美妙絕倫的人間樂土——“香格里拉”。此后，追尋“香格里拉”成為許多人的夢想，有人甚至把西藏視為“香格里拉”的原生地。然而，這只是人們的善良愿望，舊西藏根本不存在“香格里拉”。
舊西藏的落后從以下情況可略窺一斑：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時，西藏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，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%；沒有現(xiàn)代醫(yī)療，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醫(yī)治疾病的主要辦法，人均壽命只有35.5歲；沒有一條正規(guī)公路，貨物運輸、郵件傳遞全靠人背畜馱；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電站，且只供十四世達賴及少數(shù)特權者使用。
親歷舊西藏的中外人士無不被其落后的社會場景所觸動，并留下許多身臨其境的描述。1945年，李有義在西藏實地考察數(shù)月后觀察道：“在沿著雅魯藏布江中下游約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，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敗的景象。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幾處人去樓空的廢墟，壟畝痕跡依稀可辨，人煙卻已杳杳。我所經過的這種‘鬼鎮(zhèn)’何止百處……我出發(fā)考察時正是秋收季節(jié)。這個季節(jié)就是在內地比較落后的農村里，你也可以在農民的臉上看到收獲的喜悅。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農村，我卻不曾看到一副喜悅的面孔。我所看到的是貴族和‘差領巴’（收租人）對農奴的怒吼和鞭打，我所聽到的是農奴的哭泣和嘆息聲。”
原英國《每日郵報》駐印度記者埃德蒙·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《拉薩真面目》中也寫道：拉薩“這座城市臟得無法形容，沒有下水道，路面也沒有鋪砌石塊。沒有一棟房子清潔干凈或經常有人打掃。下雨之后，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，豬狗則跑到這些地方來尋找廢物渣滓”。
曾任西藏自治區(qū)廣電廳廳長的杜泰（藏族）回憶說：“當1951年我來到拉薩的時候，這座城市的貧困和破敗確實也出乎我的意料。那時候，拉薩除了大昭寺周圍的八廓街，幾乎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，也沒有任何公共服務設施，沒有路燈，沒有供水和排水設備。街頭經常看到凍餓而死的人的尸體，還有乞丐、囚犯和成群的狗。大昭寺西面是叫‘魯布邦倉’的乞丐村，小昭寺周圍也是乞丐聚合地。當時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，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強。”
1950年，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倫、后來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阿沛·阿旺晉美向噶廈發(fā)電反映昌都地區(qū)情況時說：“因時世混濁，民不堪命，這里有的宗（相當縣）內僅有七、八戶還有糌粑，其余全以食元根（即蔓菁）為生，乞丐成群，景象凄涼。”
大量事實證明，到20世紀中葉，西藏的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。阿沛·阿旺晉美曾回憶說：“記得在40年代，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（制度）的危機，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農奴死光了，貴族也活不成，整個社會就將毀滅。”
20世紀50年代，世界上大多數(shù)國家和地區(qū)已實現(xiàn)了政教分離，此時的西藏仍然實行著這種落后的制度，嚴重阻礙著西藏社會的發(fā)展進步，使西藏與現(xiàn)代文明漸行漸遠。19世紀后，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(qū)掀起廢奴運動，英國、俄國、美國等國紛紛廢除奴隸制度。1807年，英國議會通過法令禁止本國船只參與奴隸販運交易。1861年，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正式批準了廢除農奴制度的“法令”和“宣言”。1862年美國總統(tǒng)林肯發(fā)表《解放黑人奴隸宣言》，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《憲法第13條修正案》，正式廢除奴隸制。1948年，聯(lián)合國大會通過的《世界人權宣言》規(guī)定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；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，均應予以禁止。在農奴制近乎絕跡的20世紀中葉，世界上最大的農奴制堡壘依然盤踞在中國的西藏，這不僅阻礙著中國社會發(fā)展進步，也是對人類文明、良知和尊嚴的羞辱。
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及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進步，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西藏舊制度被徹底廢除。然而，十四世達賴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，非但不反思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殘暴，反而留戀不舍，夢想著有朝一日把這種制度重新搬回西藏。對此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有關文件有著清楚的記載。1963年制定的《西藏未來民主憲法（草案）》中稱：“西藏以佛祖所教誨之佛法精神為基礎，建立一個民主統(tǒng)一的國家”。1991年制定的《流亡藏人憲法》規(guī)定：“未來西藏的政治是在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政教合一、自由安定的民主聯(lián)邦共和國。”1992年制定的《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》將“政教相輔”規(guī)定為未來西藏的政治性質。2011年修訂后的《流亡藏人憲法》規(guī)定：未來西藏政治是“政教結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