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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02月17日11:20 | 中國發(fā)展門戶網 www.chinagate.cn | 給編輯寫信 字號：T|T

徐鵬飛繪

徐鵬飛繪

1934年1月4日，美國商務部內外貿易局向國會金融委員會呈遞《國民收入報告(1929—1932)》，這一天被視為GDP的生日。到今年GDP已整整80歲了。80年來，GDP指標不斷完善，成績斐然，躋身于“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(fā)明”之列，但質疑也始終伴隨著這個盡人皆知的統(tǒng)計指標

誕生

最初，政府僅知道經濟形勢的零星信息，缺乏刻畫經濟全貌的關鍵指標，經濟決策猶如在黑暗里摸索。經濟危機迫使美國開始建立經濟總量測度體系

1929年，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(fā)，導致百業(yè)凋敝、民生艱辛，嚴重沖擊經濟、政治和社會秩序，政府面臨巨大壓力。當時，美國尚未建立起官方統(tǒng)計體系，政府僅知道幾百萬人失業(yè)、鐵路運輸驟減、鋼產量下降等零星信息，缺乏刻畫經濟全貌的關鍵指標，導致經濟決策猶如在黑暗里摸索，異常艱難。1932年，為幫助美國總統(tǒng)羅斯福應對經濟危機，應美國國會的要求，商務部內外貿易局經濟分析處同國民經濟研究所(NBER)的西蒙·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密切合作，開創(chuàng)性地編制了1929—1932年全國國民收入數據。最初的統(tǒng)計指標是“國民收入”(NI)，而不是GDP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加快了完善經濟總量測度的進程。美國加入二戰(zhàn)后，國民經濟不得不從消費模式轉向戰(zhàn)時模式。為支持戰(zhàn)時經濟規(guī)劃的編制，美國經濟學家們在國民收入統(tǒng)計的基礎上，迅速估算了國民生產總值(GNP)年度數值。與此相似，在1947年的英國，經濟學家斯通撰寫了報告《國民收入和相關總量的定義和測度》。美國官方1951年和1958年分別開始估計年度和季度GNP真實值。

在美國，GDP真正誕生于1965年。同年，美國統(tǒng)計部門首次編制分產業(yè)的GDP數據，以更好地把握生產結構特征。但是，直到1991年，美國才正式將GNP統(tǒng)計改為GDP統(tǒng)計，以同就業(yè)、生產率和工業(yè)產出等核心經濟指標保持一致。

美英兩國的統(tǒng)計實踐成為GDP國際統(tǒng)計標準的基石。在美英兩國上述實踐的基礎上，聯合國以GDP統(tǒng)計為核心，于1953年、1968年、1993年和2008年分別推出“國民賬戶體系”(SNA)共4個版本，作為宏觀經濟統(tǒng)計的全球標準。部分因為上述開創(chuàng)性貢獻，庫茲涅茨和斯通分別于1971年和198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。

自誕生以來，國民收入(NI)、國民生產總值(GNP)和國內生產總值(GDP)統(tǒng)計的內涵、外延和測度方法一直在不斷完善，以精準反映不斷演進的經濟實踐。按照SNA—2008版本，GDP是對生產的總測度，等于從事生產的所有常住單位創(chuàng)造的總增加值之和，GNP是GDP加上該國參與國際要素流動而得到的流入凈收入(即從國外獲得的要素收入扣減本國支付給國外的要素收入)，發(fā)展中國家的GNP通常小于GDP，發(fā)達國家與此相反。

替代

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眾多指標約化為類似于GDP的單一指標；建立衛(wèi)星賬戶和社會統(tǒng)計；中國首創(chuàng)綠色GDP概念；建立綜合指數 ；即時解讀福利的客觀測度結果

從家庭福利測度來看，現有GDP核算的局限性顯而易見。目前，一些國家解決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測度的辦法有如下數種。

其一，將經濟福利和社會進步眾多指標約化為類似于GDP的單一指標。比如，建立國民幸福總值(GNH)。不丹國王在20世紀70年代宣布，他的目標不是增加GDP，而是GNH。

其二，建立衛(wèi)星賬戶和社會統(tǒng)計。這在聯合國SNA—2008版本和許多其他國際組織中都有體現。缺點是眾多指標比較分散，不利于綜合評估和國際比較。

其三，拓展現有國民賬戶實踐。完善相關統(tǒng)計技術的前提下，編制“校正”后的GDP指數。

其四，合成必要的分項指數，建立綜合指數。現有很多福利指數屬于這一類型。缺點是在確定分項指數的加總權數時具有主觀性。

其五，即時解讀福利的客觀測度結果，而不是建立福利指數。比如2008年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建立“關鍵的國家指標體系”，擬在傳統(tǒng)GDP統(tǒng)計標準上新增100多個數據點。

作用

80年來，GDP等經濟總量統(tǒng)計取得輝煌成就，為決策者判斷經濟冷熱、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節(jié)奏提供了依據，GDP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(fā)明之一

GDP為人們了解、評判和預測經濟運行總趨勢提供了關鍵信息。GDP準確記錄了特定地理范圍內的絕大部分經濟活動，并最大程度地予以綜合，成為診斷經濟總趨勢的關鍵指標。GDP就像燈塔一樣，指引政策制定者判斷經濟冷熱、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節(jié)奏，也幫助企業(yè)分析市場機遇和挑戰(zhàn)，做出于己有利的商業(yè)決策。

再次，GDP引導市場主體理性決策，有利于經濟平穩(wěn)運行。典型例子如美國。在1945年之前的92年間，美國經濟出現6次嚴重蕭條，其中最嚴重的是1932年GDP比上年下降13%，平均每次持續(xù)約36個月；而在1959年至今的55年間，衰退僅5次，其中GDP降幅最大的是2009年，僅2.8%。

第三，以市場為核心理念的GDP核算不斷完善，對市場良治起到積極作用，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市場化。截至2012年，除個別國家外，市場體制已一統(tǒng)世界經濟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向聯合國統(tǒng)計司報告GDP數據。

第四，GDP核算為未來加強幸福感測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經濟福利是幸福感最基本的維度，同GDP現有核算重心“經濟生產”的關系密切。因此，幸福感測度將來不論以何種方式推進，都會從現有的GDP核算中獲益良多。

正是因為上述成就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·薩繆爾森認為，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(fā)明之一。上世紀30年代，GDP等經濟總量指標誕生之時，正是凱恩斯發(fā)表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基之作《就業(yè)、利息、貨幣通論》之際。從此，GDP核算與現代宏觀經濟學相互促進，共同發(fā)展，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分析的支柱，而宏觀經濟學也成為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經世濟用的超級“顯學”。

質疑

設計初衷注定GDP非萬能指標，其局限性顯而易見。80年來，GDP受到廣泛質疑，其中有三次高潮，分別發(fā)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、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

20世紀70年代，面對“石油危機”的巨大沖擊，質疑者認為經濟增長正面臨資源供給日趨“有限”的約束，從而要求GDP指標應更多地關注人類社會進步而不僅僅是經濟成就，并提出經濟福利指標(NEW)等替代指標。

20世紀80年代后期，人類經濟活動對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的負面影響逐漸顯露，加上歐美增長放緩、經濟不安全感上升，質疑者再次提出GDP的補充或替代指標，如聯合國1990年提出的“人文發(fā)展指數”(HDI)。該指數是由GDP、健康與教育成就等非常簡潔的信息綜合而成，提高了人類對生活質量改善等非經濟維度的重視。

2000年以來，人們對部分官方統(tǒng)計數字的信任下降，受此牽連，GDP的可信度也下降了。設計初衷注定GDP本來就不是萬能的指標。事實上，國民經濟核算專家一再提醒，用戶要注意GDP作為社會進步或者福利指標的局限性。GDP本意旨在測度經濟活動，尤其是產生貨幣交易的經濟活動。它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GDP不能充分反映快速變化的經濟結構。服務在經濟活動中的比重日益增加，但GDP沒有很好地解決服務價值測度中的質量與效率難題。

第二，GDP未能充分反映日益重要的產品質量要義。在某些國家，產品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超過產品數量的重要性。GDP核算假設同一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在不同時期是相同的。

第三，GDP未能恰當地利用市場價格。有些市場價格夸大了利潤和產出，形成了“泡沫”，很容易導致危機。有些市場交易價格可能偏離社會的基本估價，比如復雜的金融產品和電信服務。

第四，缺乏資產負債表的配套，高估GDP增長的意義。比如，資源枯竭和自然環(huán)境退化，未反映在國家資產負債表和GDP的“折舊”分項中。

第五，知識進步提高了生產力，導致商品消費而非休閑越來越多，會降低幸福感的持續(xù)性。例如：休閑活動充滿了非市場行為，但沒有納入GDP核算范圍，盡管它有助于提高人類的潛力。

第六，全球化使國民幸福同本國產出的關系逐漸疏遠。全球化使一國經濟活動對其他國家的損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。一國的經濟增長如果以損失世界的可持續(xù)性為代價，就會降低幸福感的可持續(xù)性。

展望

人類發(fā)展和社會進步測度的重心從“經濟生產”轉向“世代幸福或可持續(xù)的幸福”。GDP在未來統(tǒng)計系統(tǒng)中仍具有重要作用，但需圍繞“幸福”理念進一步改善

人類社會發(fā)展到當前階段，對幸福感的需求越來越大。但是，普通人幸福感或國民福利同生產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。幸福包括如下維度的內容：物質生活水平(財富、收入、消費)、健康、教育、個人活動(含工作)；政治發(fā)言權和治理；社會聯系和關系；環(huán)境；經濟和人身安全。可以看到，許多維度在傳統(tǒng)的生產測度中被忽視了。

幸福感測度應以物質幸福為起點。物質幸福/生活水平是幸福的基本維度，直接受實際國民凈收入(考慮折舊、跨境流量、通脹和凈財富)、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影響。物質幸福同這些變量的關系比同GDP的關系更密切。因此，GDP這一生產測度在未來的統(tǒng)計系統(tǒng)中仍具有重要作用，但需圍繞“幸福”理念進一步改善。

首先，應重視家庭視角。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比人均GDP更直接地反映國民物質生活水平。第一，應強化家庭實際收入和消費測度，包括家庭財富、財產收入和實物等非貨幣收入測度。在許多國家，家庭實際收入同人均實際GDP之間的差距可能較大，因為家庭實際收入是人均實際GDP經多項收支項調整后的結果。第二，要充分反映家庭自供服務的測度。這些服務已構成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，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來源。

其次，應全面評估生活質量各指標的不平等程度。無論在任何社會或任何時代，生活質量的各種不平等都會直接有力地影響幸福感。尤其需要加強收入和消費在所有家庭之間的分布曲線測度，以預防或緩解收入和消費差距惡化對家庭幸福感的負面影響。要通過調查評估個人生活質量各維度之間的關系，并據此制定各領域的政策。

幸福感測度要成為各國官方統(tǒng)計的重要內容，尚有漫漫長路待跋涉。物質幸福或生活水平這一幸福感的基本維度及其主要決定因素，是SNA的重點內容。目前，幸福感測度仍分散在社會統(tǒng)計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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